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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当前,看古人是如何防疫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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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当前,看古人是如何防疫病的

中国健康养生堂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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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毒有传染性,往往会导致大范围的流行。中国古人没有现代医学知识,他们没有消毒水,没有高大上的设备,没有防护服,甚至没有口罩。那么,古人是如何防疫的呢?

以下总结古人预防疫毒的几种方法,供大家参考借鉴。


一则,隔离
在古代经书、史书、小说、笔记、地方志等文献之中,记载了很多预防与治疗温疫疾病的方法,其中“隔离”,是古人很早就意识到的一个最佳的预防疫病办法。

比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两千多年前的秦国便有将麻风病人集中迁移到“疠所”居住的规定。在汉代政府就要求做好隔离工作,以预防人与人的传播。

《汉书•卷十二•平帝纪第十二》记载:“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又如,《晋书•王彪之传》亦记载:“永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说明晋代对传染性疾病的隔离要求更加严厉,只要有病人接触者,均需采取隔离措施。到了南北朝时期,“隔离防疫”已经成为了一种制度。

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上温疫之人。隋朝与萧齐类似,专门为麻风病人设立“疠人坊”。

由此可见,今时我们知道病毒是通过飞沫传播的,但古人对于疫毒的认识并不比我们差多少。

二则,养正
《内经》明确地讲:“……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因“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告诫人们“冬不藏精,春必病温”,“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并要求“恬淡虚无,真气从之”,以达到“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目的。

古人重视内求,认为正为本,邪为标。预防感染,首重扶正。正旺则邪不能侵。这个理念值得我们学习。

从这几天的信息中可以见到,不少医护人员感染了疫毒。但是他们已经穿好了防护服,为什么还会感染呢?根本原因是正虚。

因为临床工作压力大,饥饱失常,过度劳累,导致正气偏虚。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所以,扶正才是关键。

三则,艾灸
前人重视艾灸防疫。

前人已经认识到,艾灸的作用甚大,能“壮固根蒂,保护形躯,熏蒸本原,却除百病,蠲五脏之痛患,保一身之康宁。”所以古人非常重视趁未病时艾灸,以扶避免感染疫毒。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今人知道,古人也知道。

比如,唐代大医孙思邈提出:“凡人吴蜀地游宦,体上常须两三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瘴疠、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这是用灸法来预防瘟疫感染。

《扁鹊心书》里讲道:“保命之法,灼艾第一。”强调,艾灸能保命,不但可用于治疗,亦可用于预防。

对于平常人没有生病,也可以艾灸吗?当然可以。扁鹊认为:“人无病时,常灸关元、气海、命门、中脘,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余年寿矣。”明确地说,不病之人可以施灸,灸能延寿。

此次疫毒为湿为主,或兼热,或兼寒。若能灸足三里,使脾胃中焦气机健旺,湿浊得化,疫毒自然不能伤人。古人的经验是,要令局部灸后脓水流离,则正气健旺,邪不能侵。

四则,药囊
古人认为,疫毒是偏性极重一种邪气。可用药物的偏性来克制疫毒的偏性。比如,可用药物悬挂或佩戴的方法,或悬挂于门户、帐前或佩戴于手臂、头顶,可以有效预防疫毒感染。

民间曾有“戴个香草袋,不怕五虫害”之说。佩戴香囊,虽是一种民俗,但也是一种预防瘟疫的方法。

同时现代研究发现,中药香囊的作用可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预防流感,防治疫毒:中药香囊可以在预防普通感冒、甲型H7N9流感、手足口病等病毒感染性疾病起到一定作用,可减少人们受污秽之气或毒气的污染;

2.避秽化浊,清新空气;

3.吸汗、提神:“令小儿带之以吸汗也”;芳香走窜,开窍提神;

4.驱蚊虫毒蛇。

注意事项:孕妇和易过敏者不宜。

五则,药浴
通过中药药浴来避邪,这个方法值得我们学习。

比如,《内经》提出:“又一法,于雨水日后,三浴以药泄汗。”又如,清代刘松峰在《松峰说疫》一书中记载:“于谷雨以后,用川芎、苍术、白芷、零陵香各等分,煎水沐浴三次,以泄其汗,汗出臭者无病”。

药浴后不再次冲水,直接擦干穿衣即可。唯洗浴后要马上擦干,以免毛孔打开后易受风寒。

另外,古书还有记载用佩兰等草药洗浴,可以预防疫病,保持健康。

六则,粉身
身上抹粉,也能预防温疫邪毒。

比如,晋代大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有赤散方,以“牡丹五分,皂荚五分(炙之),细辛、干姜、附子各三分,肉桂二分,珍珠四分,踯躅四分,捣,筛为散。初觉头强邑邑,便以少许纳鼻中,吸之取吐,温酒服方寸匕,覆眠得汗,即瘥。晨夜行,及视病,亦宜少许以纳粉,粉身佳。牛马疫,以一匕着舌下,溺灌,日三四度,甚妙也。”该方以各种祛邪辟秽的药物组成,既可纳鼻中吸之取吐,亦可外粉周身以御时行邪气,甚至还可以用于治疗牛马疫病。一方而兼多用。

《肘后备急方》亦记载了“姚大夫粉身方:芎䓖、白芷、藁本三物等分,下筛,纳米粉中,以涂粉于身,大良。”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的粉身散、《外台秘要》治温病粉身散方与此方同。

抹粉防疫,这个思路值得我们学习。而且,《肘后备急方》所用的这三味药比较平和,甚有可效可法之处。

七则,服散
今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不少中医人及中医院都提供了预防药方。其实,古人也有预防方。

比如,晋代大医葛洪《肘后备急方》就记载了一个度瘴散,“辟山瘴恶气。若有黑雾郁勃及西南温风,皆为疫疠之候方。麻黄,椒各五分,乌头三分,细辛、术、防风、桔梗、桂、干姜各一分,捣,筛,平旦酒服一盏匕。辟毒诸恶气,冒雾行,尤宜服之。”此方中乌头辛热有毒,切记不可滥用。但此方甚是高明,多取辛温通气诸药,能宣畅人体阳气,使邪气不能着人。

再举葛洪书中的两个内服药方:“辟天行疫疠:雄黄,丹砂,巴豆,矾石,附子,干姜,分等,捣,蜜丸,平旦向日吞之。一丸如胡麻大,九日止,令无病”、“常用辟温病散方:真珠,肉桂各一分,贝母三分熬之,鸡子白熬令黄黑,三分,捣筛,岁旦服方寸匕,若岁中多病,可月月朔望服之,有病即愈,病患服者,当大效。”

葛洪的预防药方中诸药皆偏温,取温能通阳,阳旺则邪不着人之意。而连翘、板蓝根、金银花、黄连等等苦寒伤阳中药正常人越服越阳虚,越服越容易感染疫毒。


八则,烧烟
古人面临疫病时,不但有隔离、养正、服散等等方法,还有空气消毒法。古人是用中药烧烟给空气消毒,这样可以干扰病毒,祛毒祛疫,调和环境,使人不病。

明代大医李时珍谓:“张仲景辟一切恶气,用苍术同猪蹄甲烧烟。陶隐居亦言术能除恶气,弭灾疹。故今病疫及岁旦,人家往往烧苍术以辟邪气。”

清代的《验方新编》有空气消毒方,以“苍术末、红枣,共捣为丸如弹子大,不时烧之,可免时疫不染。”古人重视用苍术烧烟避秽。苍术味道芳香,内可化湿浊之郁,外能散风湿之邪,烧烟亦可空气消毒之功。广西每年入春后会出现回南天,室内用苍术烧烟,既可祛湿,又可避秽,是个不错的方法。

《太病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的“避瘟丹”,由乳香、降香、苍术、细辛、川芎、甘草、枣组成,谓:“此药烧之能令瘟疫不染,空房内烧之可避秽气。”


九则,消毒
古人的消毒,一般是针对病人用过的所有衣物。大多用蒸煮的方法,进行高温灭菌。

比如,李时珍使用的,是蒸汽消毒法。而这个方法在清代也有记载,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说:“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古人没有一次性衣服,更没有防护服。这种衣服蒸煮消毒的方法很有价值,远比今人的方法经济、实用,减少浪费。

由此可知,古人非常重视疫毒的防范,古人所采用的预防疫毒的方法多种多样。千百年来的抗疫实践证明,这些古老的方法行之有效,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以上这些预防疫毒的方法仍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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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 发表于: 2020-02-20
看看古代中国人如何防疫
2020-02-20 14:58:56求是网

29人参与2评论
智慧的古人认识和应对瘟疫

殷商时期,我们已能看到早期对疫病的记载和所采取回避等措施。在殷墟还发掘出了完善的下水道,说明城市已有公共卫生设施,有利于减少疫病产生。



图为甲骨文“役”(疫)字,表明中国人很早就知道疫病有关知识。(资料照片)

周王室定期举行驱逐瘟疫的仪式活动,还设立了负责处理疫情的官员。《山海经》载有熏草等7种治疗瘟疫的药物。

秦汉以后,中医药学趋于成熟,《黄帝内经》中有完整的疫病防治思想,提出人们应该在发病之前加强预防,或者在发病早期及早治疗,治疗后防止复发。

其他中医经典如《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则提供了防治疾病的辨证处方与药物知识。

不断进步的防治思想和手段

隋代人认识到传染病是感“乖戾之气”得病,有其特殊病因。

明代吴又可敏锐地指出“气即是物,物即是气”,病因可能是某种不可见的物质,这是非常接近于微生物病原学的假说。

预防方面,华佗提出用屠苏酒,葛洪提出用老君神明散,后来又有人提出常服藿香正气散,唐宋时期广泛应用香药来预防疾病,明代流行焚烧苍术来净化空气。

明朝中期,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在民间出现,后来一些外国使臣也来学习,并把这一技术带回欧洲,英国医学家贞纳在此基础上发明牛痘接种术,为最终全球消灭烈性传染病天花奠定了基础。



图为山东嘉祥武氏祠汉代壁画《乡傩图》,反映汉代驱除毒虫避疫的观念。

早在晋朝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防疫措施,政府规定朝臣家有病人,感染三人以上者,虽然自己没病,但百日不得入宫。

宋代注意对染疫死者的尸体尽快处理和火化。

清代宫廷中设“避痘所”隔离感染天花者,规定在隔离九日后亲人才可探视。

疫情中的仁心大医

防疫与治疫,都离不开医生。中国古代,有一批批的大医,在大疫中挺身而出,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治疗经验。

两宋时期,发生了多次疫病流行,政府经常派医官到地方发放药物救济。宋代李唐的《村医图》生动描绘了医生救治病人的情况。(资料照片)

东汉末年,瘟疫肆虐。名医张仲景宗族原本有200多人,10年间死亡了2/3,他在哀伤之余写就《伤寒杂病论》,成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典范之作。他强调医生要有“上以济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的担当精神,在研究医学中贯彻“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严谨态度,被后世尊称为“医圣”。

唐代名医孙思邈,收治被社会歧视的慢性传染病麻风患者600多人,要求医生在救治病人时“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树立了中医的医德规范,其医德医术深为后世敬仰,有“药王”之称。



明代吴又可的《温疫论》是我国第一本瘟疫病专著。(资料照片)

1232年,汴梁暴发大疫,死者九十余万人。当时名医李杲创制了“普济消毒饮”全活甚众,人们将药方刻在石碑上以流传。他的学生罗天益也成为善于救疫的名医,在元代军队中救治了许多染疫的官兵。

许多现在仍然在应用的中医救疫名方,都是名医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如吴又可的达原饮、叶天士与吴鞠通的银翘散、余师愚的清瘟败毒饮、杨栗山的升降散和王清任创制的解毒活血汤等。

面对各种瘟疫,中国古代一批批仁心名医毫不退缩,不避艰险,反复在实践中研究治法,得出非常有价值的经验,挽救了无数生命,为古代社会防疫抗疫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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