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饲用抗生素的使用与食品安全及贸易壁垒两大热点关系紧密。业内对饲用抗生素的使用多持“远离”观点，甚至推崇让饲料及畜产品“无抗”。《欧洲禁用促生长抗生素及其对人畜健康的影响》提出的观点是：合理科学地使用动物专用促生长抗生素，不仅能促进动物的生长和健康，而且可以预防动物疾病，从而生产出健康安全的动物蛋白。
欧洲的教训告诉我们，停用动物专用促生长抗生素，不仅影响了动物的健康和福利及养殖者的经济效益，而且造成人畜共用的治疗性抗生素用量大幅增长和食品卫生受到污染，可能进而影响到人的健康。
中国地域辽阔，饲养管理千差万别，卫生状况不尽人意，除采用疫苗预防病毒性疾病外，科学合理谨慎地使用动物专用抗生素预防细菌性疾病，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论战场》力求为业内搭建“百家争鸣”的平台，请持不同意见的专家来稿、来函参与讨论。
1986年，瑞典停止在所有食品动物使用促生长性抗生素，欧盟先后于1 997禁止使用阿伏帕素作为促生长剂。于1 999年禁止使用杆菌肽锌、螺旋霉素、维及霉素、泰乐菌素等作为促生长剂(在此之前，欧盟已全部淘汰土霉素、金霉素等四环素类抗生素作饲料添加剂一译者注)。三年后，唯一可归功于禁用措施的效果是人肠球菌分离菌株的获得性耐药性有所减少。但在欧洲，抗万古霉素肠球菌引起的感染却一直在增加，这可能与增加使用万古霉素治疗抗青霉素葡萄球菌密切相关。
禁用的后果表明，促生长抗生素具有重要的疾病预防作用 停用这些抗生素致使动物的健康状况恶化，包括大肠杆菌和细胞壤蜕暇起的早期断奶仔猪下痢增加，体重下降，死亡率上升以及梭茵引起的肉鸡坏死性肠炎。上述感染的直接后果是治疗性抗生素用量大量增加，包括四环素、氨基糖苷类，甲氧苄氨嘧啶、磺胺类、大环内酯类、林可酰胺类等。而所有这些抗生素都是重要的人用抗生素。针对明显增加的负面后果。有必要全面分析这种广泛禁用所带来的利弊。
禁用抗生素促生长剂及其直接效应
1986年，瑞典禁用了所有促生长抗生素，1 995和1 998年，丹麦先后了禁止阿伏帕星和维及霉素用于促生长。基于“谨慎性原则，欧盟于1 99 7年禁用了阿伏帕素作为促生长剂。1999年禁用了4种抗生素：杆菌肽锌(多肽)，螺旋霉素，泰乐菌素(大环内酯类)维及霉素作为促生长剂。禁用促生长用途的动因主要是基于消费者和政治的考量，科学上的理由是动物选择性的耐药性有可能转移到人类并造成健康损害。瑞典的事实表明。禁用措施对动物的健康和福利已造成负面后果，给农民造成经济损失，人类不仅没有从中获益而且可能受到了负面的影响。通过仔细研究欧盟禁用措施实施以来发表的文献 这种担忧是有充分根据的。
禁用措施的实施使抗生素促生长剂完全退出畜禽生产。例如：在丹麦，1 996年促生长性抗生素超过105吨 2004年为0。与此同时 在丹麦和其他地区，尽管食品动物粪便中的指示细菌一肠球菌对阿伏帕素、大环内酯类、维及霉素的耐药性有所减弱，动物粪肠球菌的抗生素耐药基因似乎也有所减少 但鸡肉和猪肉样本中的抗万古霉素粪肠球菌依然存在(说明抗生素促生长剂并非万古霉素耐药性肠球菌产生的原因一译者注)。
禁用抗生素促生长剂对人类感染的影响
禁用抗生素促生长剂对人的唯一效果是人的排泄物中的肠球菌分离菌株对万古霉素的耐药性有所下降。尽管抗生素促生长剂被禁用，人畜粪便中耐药性肠球菌减少 但人的耐药性肠球菌感染并未减少：在斯堪迪纳维亚地区 尽管自1975年以来阿伏帕素作为促生长剂被广泛使用，但万古霉素耐药性肠球菌感染本来鲜有报道，所以不能期望禁用措施对该地区人类健康产生明显影响；相反，在欧洲其他地区在抗生素促生长剂被禁用期间万古霉素耐药性肠球菌感染出现了增加，这可能与抗甲氧苯青霉素葡萄球菌的流行增长有关 并使糖肽类和链霉素的使用增加，这与美国的情况非常类似 在动物未使用阿伏帕素的情形下，人的万古霉素耐药性肠球菌感染大幅增长。第一个抗万古霉素抗甲氧苯青霉素金黄色葡萄球菌最近出现在美国而非欧洲最可能的解释是VanA基因的获取该基因来自抗万古霉素粪肠球菌且存在于病人慢性脚部溃疡中。
对人的健康而言 与欧洲人畜疾病密切相关的沙门氏菌和弯曲杆菌的抗生素敏感性并不因为抗生素促生长剂的禁用而受到影响(弯曲杆菌对大环内酯类可能例外)，因为沙门氏菌和弯曲杆菌皆为格兰氏阴性菌 而禁用的抗生素促生长剂皆为格兰氏阳性抗菌谱。然而在欧洲部分地区 禁用措施对人的沙门氏菌病并未起到积极作用．从微生物学的意义上而言 丹麦的沙门氏菌病在下降3年之后于2001年实际上出现了流行增加的现象，沙门氏菌耐药性的增强可能是动物的抗生素促生长剂被禁用后 治疗性抗生素使用增加的结果 有迹象表明 2001年丹麦猪和人的分离菌对四环素和磺胺类耐药性增强。弯曲杆菌病的情况更加恶劣丹麦在过去的10年中，弯曲杆菌病流行一直呈稳定增加态势 人的分离菌群对四环素和氟喹诺酮的耐药性高于动物原性的分离菌群。上述两种人畜疾病的持续存在甚至增多的原因部分地与禁用动物抗生素促生长剂有关 但到目前为止 禁用所带来的利弊尚未得到充分探讨。例如没有饲喂抗生素促生长剂的肉鸡体型大小不导致屠宰时出现更多的胃肠道破裂、粪便溢出 从而使屠体受到沙门氏菌和弯曲杆菌的污染。卫生状况很差的食物知水在国际间旅行日益增加，可导致弯曲杆菌和沙门氏菌感染增加但尚有待证实。
对动物健康的影响
虽然某些抗生素最初被批准作为促生长剂 但突然停用的后果表明促生长剂不仅对动物具有保健效果．而且对食品动物疾病具有重要的预防作用。因此 实施禁用后人和动物共生性粪肠球菌耐药菌的减少实际上是以牺牲动物的健康和福利为代价的。在瑞典 禁用促生长抗生素1 6年来 其养猪生产的损失一直未得到全部弥补：在丹麦猪的发病率、死亡率升高 且多与肠道感染有关，19％的育肥猪群(3 5公斤以上)下痢增多 增重降低。在丹麦和西班牙 自从促生长抗生素被停用缺东西起的断奶仔猪下痢和慢性感染持续存在于猪群中并导致增重下降，死亡率升高(EMarco 个人通信)。人们已经预料到如果家禽停用杆菌肽锌 必会发生梭菌性坏死性肠炎并需要治疗而这种疾病本可用杆菌肽锌予以控制 事实上 丹麦、法国一直有此类病例报道。丹麦国家家禽生产局最近有报告指出，9O年代末以来肉鸡产业”一直受肉鸡腿病和皮肤问题的困扰“，这可能已影响了动物福利 尽管从前并未有记录，“从肉鸡日粮中排除促生长抗生素和肉骨粉对腿病的出现和皮肤健康的恶化产生了主要作用“。人们正尝试通过改善环境，如光照和饲喂程序来改进食品安全和提高顾客对肉鸡的接受程度。
食品动物治疗性抗生素使用增加
抗生素促生长剂禁用引起的感染增加至少部分导致了欧洲食品动物治疗性抗生素用量增加。英国兽医药品局2002年发表了截至2000年的兽用抗菌素销售数据，1999年禁用抗生素促生长剂后 治疗性抗菌素的销售从1999年的383吨增长到2000年的437吨，主要抗生素的销售增长如下：四环素36吨，甲氧苄氨嘧啶／磺胺类药1 2吨 大环内酯类1 2吨．其中猪用抗生素增长7吨，禽用抗生素增长13吨 另有37吨用于一种以上的动物。人们认为，养猪生产中治疗性抗生素用量的增加归咎于欧盟禁用抗生素促生长剂以及皮炎．肾炎综合症．断奶仔猪多系统消瘦综合症等疾病的存在。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改善饲养管理来弥补禁用抗生素促生长剂造成的损失，丹麦的治疗性抗生素仍然从1996年的48吨增长到2001年的94吨，主要品种为四环素，大部分用于猪病治疗．用量从1 2．9吨增长到27 9吨{增长116％)；大环内酯类和林可酰胺类抗生素从7 6吨增长到143吨 增长88％ 氨基糖甙类从7 1吨增长到11 9吨 增长68％。瑞典的教训表明 禁用措施或许部分有效 但增加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且由于欧洲其他地区的饲养条件不同于斯堪迪纳维亚地区 很难说这种禁用措施适用于整个欧洲。
结论
业已发表的各种研究表明 抗生素促生长剂的禁用虽然总体上降低了动物的抗生素用量 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人们尚未充分认识抗生素促生长剂的作用，如促进健康．预防疾病的效果。在禁用抗生素促生长剂后 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改善饲养管理。动物健康福利还是受到了很大影响 治疗性抗生素的用量大幅增加．而且这些治疗性抗生素与人用抗生素完全相同．从沙门氏菌、弯曲杆菌和传染性大肠杆菌耐药性的角度而言理论上会威胁人的健康。与其将努力和金钱花在强令推行禁用措施，不如将资源用于实现合理地使用人畜抗生素 更多地研究耐药性病原体和耐药基因复杂的流行病学，对基于“谨慎性原则”和“抗生素促生长剂的威胁“而实施的禁令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有充分的证据表明 在促进生长和疾病预防作用之间的关系得以澄清及现行禁令的负面作用得到纠正之前 欧洲仍在使用的几种促生长抗生素应继续准许使用。1 997年的预言 “禁用抗生素促生长剂将会增加治疗性抗生素的用量”和“单方面禁用抗生素促生长剂的国家 其畜牧生产将会下降。目前都已被现实所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