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我国生猪疫病日益复杂化，猪群健康及生产成绩有不断恶化趋势，在我国养猪业遭受惨痛打击的同时，也严重影响制约了国家“保增长、扩内需”的经济转型战略实施。猪病无疑也成为横在国家“保民生、保食品安全、推动生态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乃至我国养猪业有史以来最好的历史性发展良机面前最大的障碍！其中，“高死亡率奶猪腹泻病”、“蓝耳病、高热症”及“不分季节点发复发状口蹄疫”等，无疑是最为主要的“热点、难点”问题！笔者多年来通过在国学及中医理论指导下做了诸多探索与尝试，获得了良好实效，在此述以成文，以飨读者，希望广大养猪业同仁能够避免盲目西化，秉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为中用”之“五四精神”，重建信心，兼收并蓄，自主创新，共同探索中国式猪病防控的根本解决之道，为中国的伟大复兴贡献绵力！同时，权作抛砖引玉之举，由于自身水平有限，若有不到当或失误之处，欢迎养猪业同仁及有识之士批评指正。
一、当前猪病难以防控的根源与破解思路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要想防控好猪病，实现“无病化”健康养猪，就必须系统分析、综合考虑、统筹把握“发展与和谐”、“健康与疾病”、“疾病与环境”等问题的矛盾对立、统一及转化的相对性，正视矛盾的对立性，不要试图消灭矛盾、消灭病原微生物；善用矛盾的统一性及转化，认识矛盾的斗争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原动力。猪群与适度病原微生物的稳态共处是猪群健康生长的推动器；而不是采取一味频仍的对抗性免疫、保健与治疗，才是维持生态循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思路与出路，才是科学的和谐发展观。
1.猪群的健康度与抗病力持续下降，存在严重的免疫抑制，免疫应答较差，是当前猪病难以防控的主要原因。
猪病防控必须“以猪为本”，“外因”必须通过“内因”的变化发挥作用。正如，猪病发生常常表现为“季节性”及“阶段性”特征。病毒、细菌等病原微生物常常与猪群共处稳态（如猪群与蓝耳病病毒、圆环病毒等的稳定共处现象；猪群的副猪嗜血杆菌、链球菌等的携带者不发病状态等）。它们往往在天气变化、断奶转群、换料应激、皮肤与呼吸道粘膜等损伤、肠道菌群严重失调、疫苗不当的普免应激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复合霉菌毒素持续蓄积严重损伤机体肝肾等实质脏器及其功能的慢性中毒状态下诱发。中医认为霉菌毒素为“阴毒中之至寒”，霉菌毒素长期蓄积中毒，加上抗生素及清热解毒类中药等的频繁使用和滥用，其效用叠加；再加上猪群长期运动不足、粗饲不足、阳光不足等，导致机体脾肾阳气（正气）严重虚损。“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阳）气内存不足何以抗拒外感（敌）？正是在上述诸多猪病“启动因子”的综合作用下，大多数致病性微生物常常与猪群共处稳态表现为条件性致病。也正是由于机体肝肾等实质脏器及其功能长期受上述诸多因素影响而严重虚损，才导致猪群的健康度与抗病力持续下降，外观健康的猪存在着群体免疫应答较差的严重免疫抑制现状。
中医理论认为，肝主藏血、疏泄、筋爪、解毒，开窍于目，与胆相表里。肝之经脉循绕阴器与生殖有密切关系。其虚损，将导致机体贫血生长迟缓、凝血差出现大量出血点、免疫抑制、胆汁反流（或上逆）、胃气不降、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呕吐腹泻、性欲低下、四肢无力、抽搐、红眼泪斑、抗应激与抗病力下降等现象出现。
脾主运化、升清、统血、肌肉、四肢，开窍于口、外应于唇。其虚损，将导致消化吸收功能失常出现腹胀、腹泻、消瘦及营养不良等；运化水湿功能失常出现痰湿、泄泻、水肿及腹水等；脾气不升可出现神疲乏力、腹胀泄泻、久泻不止及脱肛等；统血失常可引起各种慢性出血病症如皮下出血、日久不愈的便血、尿血及子宫出血等；脾失健运肌肉皮毛得不到营养供给可以出现皮肤苍白毛色粗乱、四肢无力、水肿、腹胀、腹泻等；脾有湿热则可见口唇红肿，脾经热毒上攻，则口唇生疮等。
肾藏精、主发育和生殖、纳气、水液，主骨生髓通于脑，开窍于耳，司二阴，为“先天之本”。其虚损，将导致公猪精液稀薄、精子质量下降；母猪屡配不孕、流产、死胎；仔猪生长迟缓、肾不纳气而喘、多组织水肿、尿积留、酸中毒、蛋白尿、血尿及脑炎、蓝耳病等现象出现。
2.“变异”是病原适者生存的必然选择。
试看，当今兽医学界谈“病原之变”而色变，畏之如虎！殊不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然界的法则。病原微生物、植物、动物、乃至为万物之灵的高级动物——“人”都在与其生存环境构成的生态系统中不断发生变化。其中各自的自身不断变异与相互作用影响下的生态系统中其它生态因子的不断变异与相互适应性调整，才使万物生生不息，使自然界呈现勃勃生机。《道德经》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说明事物变异，乃至新生事物的不断出现是天道自然，任何惧怕变异以及对抗变异的思想与做法都是错误的（事实上，现代猪病防控中存在很大程度上的“人祸大于天灾”现象！），真正需要反思的是人类自身该如何利用人类积淀的文化智慧使现代科技的“术”遵循“过犹不及中庸之道”的规律指引，深入研究“变异”的环境因素、人为因素、诱因因素及意识因素等诸多因素，变不可控为可控，实现养猪生态循环健康可持续发展。
3.把握“不易”是国学中医防控疫病的灵魂所在。
被奉为国学经典群经之首的《易经》，就是研究自然界由“变易”到“简易”乃至“不易”的规律。根据“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推演出“元亨利贞”应变之道的智慧之学。中医也正是中华老祖先在此基础上根据“天人合一”思想，正确把握住了“五运六气”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与“脏腑阴阳平衡”内因互作的这个根本，利用“藏象学说”与“辨证施治”的方法，不拘泥于病原，根据“证候”对疾病进行防控，保障了中华民族虽历经疫病洗礼却生生不息。对于当前千变万化的猪病来说，只要把握住了“天人合一”与“脏腑平衡”这个简易的“不易”之本；再加上高度重视防控芦惟本老师反复强调的复合霉菌毒素慢性中毒“底色病”的危害；施以“人性化的管理”及“合理安全稳定有效的基础疫苗免疫”，就可以实现“以不变应万变”的“无病化”绿色健康养殖！
二、国学中医理论在重大猪病防控中的启示与应用
防控猪病必须坚持“以猪为本”，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再认识猪。传统中兽医理论认为：猪为水寒之畜，性喜阴湿卑下之地。一般不易受“风寒湿邪”袭扰，一旦受虚邪贼风、暑热燥寒等外邪侵袭，则常兼“寒湿邪”致本气自病且病多沉重。此外，猪皮下脂肪肥厚，腠理紧密，汗腺不发达，一旦感受寒邪，表散驱逐较为困难，且极易化热并出现体温迅速升高。“开张邪路，邪祛体自安”是中医治病的重要原则，那么温肾健脾、保肝护肾、调肠通便及强心利尿使邪热得以从“二阴”大小便排出，就显得尤为重要。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当代善于救治肺衰、心衰、肾衰等危急重症的传奇中医山西灵石人李可，精研《易经》、《黄帝内经》及《伤寒杂病论》等经典并将之长期运用于临床实践，总结出凡是病都是人体的“本气自病”---内因所致，外感外因并不占主导作用；“本气”为生命的两个根本即“先天之本的肾气”与“后天之本的脾胃之气”。两本飘摇，则生命危若累卵，凡救治危病、重病当先顾护“两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 是其本人攻克疑难重症的主要观点。凡久病、疑难顽固症、危急重症，先救胃气。见病治病，不顾“两本”，妄用“苦寒攻伐”医之罪也。“保一丝胃气，便有一丝生机”，胃气一伤，非但不能运化饮食，亦不能运化药力。故凡治病以顾护胃气为第一要义；“先天肾气号称命门之火”，清代火神派始祖郑钦安认为“唯此一丝真阳为人生立命之本”。清末明初彭子益认为“先天肾气元阳为人生阳根”，阳根动摇则生命危矣！“火可以生土”，凡治脾胃病本药无效，当温元阳之火，“桂附理中汤”可以治百病；五脏之伤，穷必及肾，肾气元阳根本动摇，生死关头，救阳为急。“存一丝阳气，便有一分生机”，当保胃气以救肾气，救肾气以保胃气。
火神派始祖清·郑钦安《医理真传》序言：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症；亦不难于识症，而难于识阴阳。阴阳化生五行，其中消长盈虚，发为疾病，万变万化，岂易窥测？候诊之际，犹多似是而非，辨察不明，鲜有不误人者也。《素问·生气通天论》云:“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李可又言：八纲可以统于阴阳，六经可以统于两经，三阳经统于阳明胃，三阴经统于太阴脾。脾胃中气升降运转为生命活动的原动力。人体本气足则外（伏）邪化实化热；本气弱则外（伏）邪化虚化寒。医生只是为本气助力，治疗不能伤及本气，得法可使阴症化阳，由里出表；不得法则表邪内陷三阴经使病人进入危险境地。因此，应该密切关注病机转化发展趋势，“阳明胃燥热远不及太阴脾之寒湿”，治阳明胃燥热时，苦寒攻伐万不可过剂，否则，中气一旦虚损，阳症立转太阴虚寒，出现难以预料的变症，阳明实证易变为少阴亡阳（欲寐懒动、吐利不止、四肢厥冷等）。现代人体质多虚，阳虚者十占八九，阴虚者百难见一；六淫中“风寒湿”危害十之八九，“实热证”百中一二，地不分南北，国不分内外，概莫能外。“一切外感必夹有内伤”，“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党（人）参、乌梅、炙甘草可统治一切外感。先固少阴之本再开太阳之表，使伏邪外透，扶正托邪，一旦中气虚损外邪可直中三阴。人身各部，头面四肢，五脏六腑，“但凡一处阳气不到便是病”可以统领一切疾病，包括内伤外感。外邪犯人，由浅入深，表里同病，邪伏三阴成为难治顽症。“麻黄附子细辛汤”可以扶正气托透伏邪。郑钦安讲“坎中一丝真阳为人生立命之本”，医圣张仲景《伤寒论》的着眼点与立足点也全在卫护元阳上下功夫。
1. 中医理论在“高死亡率奶猪腹泻病”防控中的启示与应用。
“高死亡率奶猪腹泻病”临床表现：仅发生在哺乳期奶猪，发病日龄早，多为2-5日龄发病，规模大，奶猪几无幸免。病症随吃母乳而加剧，吐利腹痛，先吐后泻，拉黄色稀粥样粪便，无明显恶臭、便血，没有多量气泡；脱水快，眼球下陷明显。经传统疗法如干扰素诱导、返饲、补液、抗体及抗生素治疗基本无效。返观母猪群“红眼病”、“红泪斑”、“脊背新鲜或陈旧状出血点”及“尿石症”等复合霉菌毒素慢性中毒的“底色病”症状较为普遍。
中医理论认为，奶猪发病初期表现为“太阴病症”：呕吐腹痛，畏寒喜暖，食不下，下利，四肢欠温，苔白滑。后发展为“少阴病症”：但欲寐，四肢厥冷，吐利腹痛，肤色苍白，苔白滑。母体因长期受复合霉菌毒素、抗生素及清热解毒类苦寒药物影响，且阳光、运动及粗饲等不足，已是脾肾阳虚，奶猪在胎儿期即受母体寒邪侵袭，且随着哺食母乳而加剧，致“先天肾气”与“后天脾气”的本气俱虚损严重，脾肾阳虚之至，再受“温差加大”的外环境风寒侵袭应激，更兼“毒素损肝伤肾” ，“肝肾同病”；“胃气、胆气不降反逆”、“肝病克脾”使机体本气虚损无力抗击外邪，外邪直中三阴，病机迅速从“太阴虚寒”发展为“少阴亡阳”，阳（气）主阴（液）从，阴（液）失阳（气）亡，此时本应回阳救逆适用四逆辈，但临治中多不得法，终不治而亡。
“高死亡率奶猪腹泻病”防控反思：
（1）在防控方向上，用药应该卫护机体的本气即脾肾阳气，选用健脾温肾类的中药（如“扶正解毒散”等）、保肝护肾调理胃肠道类的功能性添加剂（如“肝肾宝”、“热力宝”、“优酸”等），而不应该是苦寒攻伐类的抗生素或中药以免损伤机体自身阳气（免疫力），降低猪体抗御外邪的能力；
（2）在防控时机上，应该“治未病”立足于种猪保健，而不是着眼于奶猪的治疗，应避免“见病治病”，应该系统辩证地看待问题，而不拘泥于传统的思路、经验与方法，才能防患于未然。在经验上，可以简单地认为“上吐下泻”是机体急性排毒的表现，“开张邪路给病邪以出路”是中医治病的重要原则，如何使“急性排毒”变为“可控的预防性缓排”，对于猪来说，促使病邪从“二阴”大小便预防性缓排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上，着眼于母猪的妊娠期预防性解毒排毒、调肠通便，也确实收到了防控奶猪腹泻的良好效果；
（3）在管理上，应该高度重视规避复合霉菌毒素慢性中毒“底色病”危害母体正气，以避免出现机体本气虚损后外邪侵袭导致越来越复杂多变危害日剧的临床悲剧，把好饲料原料安全关。同时应高度重视适度的阳光、运动、粗饲等对猪群健康的重要意义，以及产房温控、湿控的重要性。
2.中医理论在“蓝耳病、高热症”防控中的启示与应用。
“蓝耳病、高热症”主要表现在：PRRSV多与猪群共处稳态呈隐性感染的稳定状态。在夏秋之交、湿热天气及霉菌毒素危害严重等条件下多发；在引留种、转群等应激下多发。病猪多表现为恶寒喜暖，不欲饮，压堆，肌表紧张，呼吸困难；耳部、眼眶、奶头、会阴等末端软组织皮肤蓝青色；腹部皮下、腿关节、全肺、肾脏及流产胎儿与其脐带脐眼等组织水肿或严重出血等。
中医理论认为，PRRSV多与猪群共处稳态属于“伏邪”，邪伏三阴，易化虚化寒。夏秋之交属于长夏，长夏的主要气候特点是“湿”，湿邪粘滞困脾极易损伤脾阳，影响中气升降（胃气不降而不欲饮食、呕吐，胆气不降反逆易发“黄疸”贫血、消化不良；脾气不升气机不畅易腹胀、腹泻，水湿不运易水肿等）。人常不思扶正祛邪、健脾利湿、护卫脾阳肾阳之本气，反使用抗生素、清热解毒等苦寒攻伐之法，更兼复合霉菌毒素慢性中毒导致“肝肾同病”、“肝木克脾土”，使脾阳不固，湿从寒化损及肾阳，进而人为推动了病机由“太阴虚寒”向“少阴亡阳”的恶化！
中医理论认为，发热是机体正气抗击外邪的表现，“红皮症”高热不退是正邪交战难分高下的表现，人常盲目“见烧退烧”，以致损伤机体正气（阳气），出现“低温症”就是机体正气（阳气）严重虚损无力托邪外出的表现。西医常用激素类药物急救也是调动机体元阳，初用有效但再用失灵，会使机体元阳（正气之根）更加虚损。发病猪群“恶寒喜暖，不欲饮，压堆，肌表紧张”说明该病症是真寒假热，邪不外出。中医认为“肾开窍于耳司二阴”，“蓝色统称青色，青色入肝”，“蓝耳病”是“肝肾同病”的表现；“肺主呼气肾主纳气”，“肺金生肾水”，“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呼吸困难、喘促是“肺肾同病，伤及元阳”的表现；蓝耳病“皮下、肺、肾等多组织水肿”及主要继发的副猪嗜血杆菌——“多发性浆膜炎”等是机体水湿泛滥，肾阳温煦水液、脾阳运化水液、肺通调水道诸功能严重虚损的表现；严重出血“败血症”是肝血不藏，心血得不到肾水濡养而亢（在正常生理条件下，心火下降，以资肾阳，共同温煦肾阴，使肾水不寒；同时肾水不断上济于心，以资心阴，共同濡养心阳，使心阳不亢），同时又得不到脾（阳）气的统摄而溢出脉外的表现。
“蓝耳病、高热症”防控反思：
（1）在防控方向上，用药应该卫护机体的本气即脾肾阳气，选用健脾利湿、温煦肾阳、固本托邪类的中药（该病初期应以“温运脾阳、祛湿散寒”为主，可用“理中汤”、“藿香正气散”、“三仁汤”等；后期应以“固本托邪、温阳利水”为主，可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小青龙汤”等）、保肝护肾调理胃肠道类的功能性添加剂，而不应该是苦寒攻伐类的抗生素或中药以免损伤机体自身阳气——即抗御外邪的抗病力。事实上，猪群发“高热病”被人为治死的十之八九，放养野外反自愈者甚多---说明了医源性损伤机体阳气的程度有多么严重？！也正说明了由于认识偏差导致的“人祸大于天灾”；
（2）在防控时机上，应该“治未病”、“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瘥后防复”，立足于“后天之本”的脾胃调理促进，同时疏肝利胆，“见肝病当先实脾”，使肝脾和合“以后天养先天”，才能事半功倍；
（3）在管理上，应该高度重视季节性与环境性“湿寒邪”对机体阳气的危害；避免长期滥用抗生素、清热解毒类苦寒药损伤机体阳气，使外邪随机体本气虚损化虚化寒酿成悲剧；把好饲料原料安全关，注意规避复合霉菌毒素慢性中毒“底色病”；同时应高度重视适度的阳光、运动、粗饲等对猪群健康的重要意义；以及小环境温控、湿控的重要性。
3.中医理论在“口蹄疫”防控中的启示与应用。
“口蹄疫”主要表现在：病猪跛行，采食困难，口蹄部出现水泡，水泡破裂后糜烂，蹄部变黑，蹄甲脱落，经精心照料防控继发感染多能康复，康复后一般都能抗野毒再次感染；心肌炎诱发的突然死亡，多以新生奶猪为主，凡突发死亡猪只口蹄部水泡及溃烂一般难以见到；但2010年后临床表现发生了明显变化，表现为点发状复发性感染伤中大猪为主，不分季节（“暖冬倒春寒”及温差较大“风寒湿邪”较盛天气发病较为严重），同群以点发状为主有发病有不发病的，经观察统计部分猪只到出栏为止可反复感染3-5遍之多，水泡未出或未破猪只一旦打针应激容易引起死亡。
中医理论认为，“脾主四肢开窍于口”说明口蹄部病症变化对应了机体内在“脾脏”功能变化；“暖冬倒春寒”及温差较大“风寒湿邪”较盛天气发病较为严重，“冬不封藏春必病温”，说明了机体内在脾的湿热受外在“风寒邪”侵袭束缚，更兼“肝木克脾土”，脾的运化受制，使机体本气自病无法有效托邪从肌表、二阴排出体外，郁而化热，热邪或从口蹄部“脾之开窍”发出排毒，甚或热毒攻心诱发心肌炎而亡；“火（心）生（脾）土”，“子（脾土）病犯母（心火）”。说明了脾的湿热无出路，最易累及母脏——心脏，造成心脏疾病。
“口蹄疫”防控反思：据人医统计，心脏病人多发于过度高兴“喜则心气散”；聚餐高蛋白高脂肪的大鱼大肉等“脾不堪重负运化失常” ；以及午夜子时“一阳初生阴气正盛”之时。这正给了人类防控口蹄疫心肌炎以借鉴与智慧。
（1）在防控方向上，对于病原容易变异且临症变化较大的重大疫病，我们在做好基础免疫的同时，也不能过度依赖疫苗免疫（疫苗多对稳定不易变的病原效果较好，而对于多毒株易变的病原交叉保护性就要大打折扣了）。而应该从多方面入手，尤其要“以猪为本”做好管理与保健，用药着重点应该放在调理机体的“脾与肝”上面，“知肝病当先实脾”，脾的运化有赖于肝的疏泄。应视情况不同选用疏肝健脾、健脾利湿、解表利尿--“开鬼门”、活血化瘀类的中药（如“逍遥散”、“健脾散”、“大青龙汤”或“复方丹参片”等）、保肝护肾调理胃肠道类的功能性添加剂，而不应该误用苦寒攻伐类的抗生素或中药以免损伤机体自身正气（阳气）。
（2）在防控时机上，应该立足于“治未病”密切关注猪群肝脾功能及其代谢物变化，做到“眼睛明亮红润干净、粪便消化充分松软成形”，应避免“见病防治”、胡乱用药、随意打针造成病情恶化；
（3）在管理上，应该高度重视“天人合一”季节天气变化对猪群的影响，做好猪群状况及其代谢物的观察、分析、预警与及时干预保健工作，重新认识环境温控、湿控对猪群防御“风寒湿邪”及一切外感伏邪的重要意义。
三、“损有余而补不足”遵循天道防控猪病
《道德经》云：“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将欲取天下也，恒无事，及其有事也，又不足以取天下矣。”讲的就是“简易不易的守拙之道”，也就是“治未病”——“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瘥后防复”之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古圣贤对于“天人合一”思想的高度概括与智慧体现，讲的就是万物生灵处于天地之间“生生不息”的自然规律，概莫能外。那么什么是天道？《道德经》告诉我们“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也就是说，人道常常因为自身的贪占欲违背天道而行，及其太过将受到天道的惩罚。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对养猪防病的启示：
1、在易发病的季节和阶段应适当控制生长速度以换取抗病力。
因为经验告诉我们，生长速度与抗病力成负相关，保育猪只要不以肠道适应与生理适应打基础为饲养目标，而过度追求生长速度，育肥猪将很难饲养。事实上，猪群因疾病（无论细菌病或是病毒病，如梭菌、链球菌及口蹄疫等）而猝死的猪只往往是长势较好的肥猪，而能历经疫病洗礼而存活的恰恰是僵猪。
2、过度追求体型与生长速度的育种养殖理念导致疫病多发。
人类正在利用高科技对自然环境和资源进行“竭泽而渔”、“饮鸩止渴”式地掠夺和榨取，而越来越忽视大自然的反作用。过度追求体型与生长速度的育种养殖理念使养猪对于环境和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然而中国特色的养猪业严重缺乏顶层设计、总体规划、原创精神、净化控制及硬件软件等保障。但我们却在盲目的西化，不思进行中国化改造，也正在成为西方养猪发达国家的附庸及其淘汰遗弃产品的大卖场！很多中国养猪人以为跟着老外走就能走向天堂，最终却发现西方的天堂并不收留中国人。中国的养猪业在缺乏原创精神而受制于西方游戏规则的同时，也不断经受着疫病、淘汰、食品安全与生态环境危机等难题的重重考验，同时消费者信心和耐心也正在不断遭受煎熬中分化。
2、动物机体“解毒排毒消化吸收代谢障碍”导致疫病多发。
人所共知，新陈代谢是一切生命得以生存发展的共性规律，现在的猪群疾病类似于人类疾病，当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更多表现的是“代谢障碍的富贵病”，疾病与营养不良更多的诱因是“机体脾胃的消化吸收不良与肝肾的解毒排毒功能低下”的脏腑失衡。从根本文化差异上说，中西医看待疫病的最大区别是，西医更多关注于“病原”，故采用频频对抗的方法如抗生素、抗病毒药来对抗“病原”，而“病原”要适者生存就必然会加速自身变异；中医“以猪为本”，更多关注的是“病猪”——疾病发生的内、外的环境和条件，以“天人合一”和“脏腑平衡”理论为指导，作出相应的应变措施，卫护正气给病邪以出路，从而实现了“猪-病原-环境-人类”的和谐可持续健康发展。因此，“保肝利胆排毒、调肠通便”以药之偏性来解决动物机体代谢障碍必然会成为动保精华与未来方向！”
“损有余而补不足”遵循天道防控猪病的一般性通用法则可以理解为，发病期及容易诱发疾病的季节和阶段应当“损有余”：适度减少诸如高蛋白饲料、高密度、污浊空气、滥用的抗生素等肝肾毒性药物保健等；同时应当“补不足”：适度增加诸如饥饿、低蛋白氨基酸平衡饲料、自然环境、适度运动，健脾温肾、保肝通肾、调肠通便、血氧代谢、氨基维他、青饲红糖及长效低肝肾毒性针剂等！
为此，笔者在以上理论指导下，多年来积极探索中国式猪病防控的根本解决之道，着重研究“季节性和阶段性”猪病防控，取得了良好且超出预期的效果。比如，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在防控“点发复发性中大猪口蹄疫”中，尝试推广应用“复合包被有机酸”以抑制病毒细菌助消化；“芽孢杆菌包被复合微生态复合酶”以消食调肠；“肝肾宝”以解毒排毒强心利胆；以及健脾温肾类中药等功能性添加剂相配合，在思路开阔执行力强的猪场都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较好地规避了该病危害。同时，在近两年的跟踪对比中，同等饲养管理条件下，发现后按以上方法执行的猪场，其“高死亡率奶猪腹泻病”及“高热病”的发生与危害也大大下降甚至于消失。这再次证明了“中医辨证论治”、“天人合一”及“治未病”的正确性与现实意义。
小结
在天气愈发异常化，养猪日益集约化，疫病日益复杂化的今天，养猪防病应该坚持“中学为体，洋为中用，兼收并蓄”的独立自主发展之路，对于“相对不变”的可规范化流程化的东西应该积极学习吸纳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对于“相对易变”的难以识别难以把握的东西应该传承创新发展中华医学的智慧“以不变应万变”。在养猪防病实践中，养猪人应该坚持以下原则：
1、以“天人合一”、“脏腑平衡”和“有诸内者必形诸外的藏象学说”理论为指导，“以猪为本”，积极改善养殖环境，密切关注猪群健康及代谢物变化，善于观察分析、预警应变，高度重视天气变化、引种混群及断奶转群等群体性应激的“启动因子”在疫病防控中的重要性；
2、高度重视卫护正气，卫护脾肾阳气，保肝护肾及调肠通便对猪群健康的重要意义。治疗药不应该用于保健，应避免频仍的抗生素、清热解毒药等苦寒攻伐对猪群健康的长期危害，导致猪群本气自病容易邪侵而化虚化寒，使机体防御外（伏）邪的正气（抗病力）持续下降，进而使共处稳态的免疫抑制性及条件性致病菌发病加剧；
3、高度重视复合霉菌毒素慢性中毒“底色病”危害的隐蔽性与普遍性，从饲料原料源头上把好质量安全关；
4、避免盲目的“一刀切”免疫程序，应该依据猪群实际状况及抗体消长规律等，积极结合真正有实践经验负责任的专家顾问，协助制定适合本场的个性化基础免疫程序，同时选用“安全稳定有效”的疫苗，管理好储运及临床操作，严防被“商业化炒作”及“潜规则”蒙蔽而埋下祸根“自毁长城”；
5、高度重视“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对养猪防病的重要指导意义，把控好“健康与环境”、“密度、速度与疾病”及“发展与和谐”等之间“度”的和谐可持续性。同时，应高度重视阳光、运动及粗饲等对维持猪群健康预防疾病的重要意义；
6、“技术问题归根结缔是人的问题”。养猪业的健康发展归根结底主要依赖于人的因素，良好的政策环境、难得的时代背景、求真务实的技术支持、共赢发展的合作环境、团结一心的人事环境及淡定明辨与时俱进的自身因素，缺一不可。立足内因的自我完善主动发展才是最主要的；善于借用外因的启发推动作用是必要的；“见病治病”因循守旧坐等行情是最不可要的。“治未病”——是实现健康养猪生态化循环发展的唯一和必经之路。
